相傳：伏羲、女媧都是創世神，是華夏民族的人文先始，也是福佑社稷之正神。關于伏羲女媧的傳說很多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：就是他們的畫像中大都是女媧持規，伏羲持矩。“規”指圓規，用來畫圓；“矩”指直角尺，用來畫方。“規”“矩”都是與計量相關的器具。“沒有規矩不成方圓”由此而來。“規矩”現引申為：法律、制度
黃帝：古華夏部落聯盟首領，中國遠古時代華夏民族的共主，被尊為中華“人文初祖”。史書記載：“黃帝命隸首作數，以率其羨，要其會，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。”大禹治水，“三過家門而不入”成為歷史佳話。其治水過程，“聲為律、身為度、稱以出、左規矩、右準繩”，都是充分利用了“規矩、準繩”這些與測量相關的計量器具，
據史書記載，大約在4000年前的夏朝初期，已建立了相對統一的測量時間、長度、容量和重量的器具和制度了。《夏書》記：“關石禾均，王府則有”。而周公滅商后，“以量度成賈而徵儥(yu)”，即以度量衡來評定物價，以保證買賣的公平交易。
春秋戰國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，私有財產不斷增多，交換成為必然。而交換時人們對大小、多少、輕重以及所付出的勞動價值開始計較起來，因此度、量、衡成了交易的重要手段。各國度量衡不統一，制度混亂。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變法圖強，“廢井田，開阡陌，統一度量衡”，使秦逐漸壯大，為以后統一六國打下基礎。商鞅方升就是一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，實施“車同軌、書同文，統一度量衡”。頒布了40字的統一度量衡詔書，制作了大量的度量衡器具，分發到全國作為計量標準使用。
兩漢時期的度量衡制度沿襲秦制，但也有很大的發展。無論在標準的建立、單位制的制定，還是在器具的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特別是新莽時期制作的新莽嘉量，集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五個量于一身，堪稱世界瑰寶。
3世紀，中國進入了三國時期（220-280）。這個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復雜，斗爭激烈、戰爭頻繁，社會長期處于分裂狀態。此階段的度量衡制度仍為漢制，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對度量衡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。如劉徽在《九章算術注》中，對新莽時期的一斛與魏朝一斛進行比較。
東晉之后，以長江為界，分為南朝、北朝。南朝以漢族人掌握政權，律歷度量衡沿襲漢制。而北朝由拓跋氏建立，沒有嚴明的度量衡制度，為了多取物于民，任意制造長尺、大斗、重秤，造成度量衡制度混亂，出現了“南人適北，視升為斗”的現象，即南朝人到北朝去，把當升當成斗，即北朝的升增長很快。
公元581年，隋文帝楊堅統一全國，建立了隋朝，兩次下令統一全國度量衡。但由于北朝的度量衡增加太大，隋文帝下令用南朝的小尺測日影等天文研究，而用北朝的大尺作為官民日常用尺，形成了大、小兩制現象。
唐朝在中國的歷史上占有顯赫的地位，。在中國度量衡發展史上，除了在嚴格的管理制度、單位制改革上占有重要地位外，對東方各國如日本、韓國的影響也十分深遠。《唐六典》對度量衡制度的確定記錄詳細；而《唐律疏議》對違反法計量規定的處罰也有明確規定。
宋朝經濟較為繁榮，科學技術居世界領先，在中國航海史上首次使用先進的導航儀器—指南羅盤。這一時期對度量衡有所發展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管理不力而相當混亂。劉承珪創制了戥子秤，大大提高了測量精度。
元朝度量衡基本上沿用了宋代制度，《元典章》規定：凡斛斗秤尺，須行使印烙。官降法物。元朝國土廣闊，海外貿易得到發展，可以在海外看到很多中國元朝計量器具。
明時期是中國商業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。受資本主義思想影響，秤中開始有西方思想。清代，康熙親自累黍校尺，反映了對度量衡制度的重視。清未，清政府還向國際計量局定制了鉑銥合金營造尺和庫平砝碼原器。
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，多個國家已采用國際米制。時工商部建議，將本國度量衡與米制兼用，并頒《權度法》。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吳承洛等人提出采用米制，并確定與市制的換算關系：1公升等于1市升，1公斤等于2市斤，1米等于3市尺（即一二三制）。
1949年，新中國成立后，加快計量相關法律法規建設，1959年國務院發布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，1978年頒布《計量法》；。同時加強計量技術基礎建設，建立了計量科研機構和全國量傳體系；成立了計量行政主管部門，保證了全國計量單位制的統一和量值的準確可靠。
